2010七月27
处事
与他人融洽相处，你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给自己的嘴巴安上一把锁，不要试图讲出全部的想法；
2.少作承诺，并保证它们的信誉；
3.永远不要错过赞赏和鼓励别人的机会；
4.保持开放的心态。讨论但不要争论，即使不赞同，也不愤忿，这是内心成熟的标志；
5.谨慎地对待别人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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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七月21
百度为什么不扩张
百度公司在当今的网络公司中，是一个另类。十一年来，只做中文搜索引擎。市场份额已经高达80%，但就是不扩张。这让很多专业人士都十分费解。因为，按照百度公司现在的实力，不管涉足什么领域，应该都有较可观的利润。
2009年9月17日，百度总裁李彦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就有同学问到了这个问题。李彦宏是这样回答的：我专注于做中文搜索引擎，是因为我的老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计算机系主任卡瓦洛教授，是因为他的一节课，让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
那是1993年的4月，李彦红即将毕业。班级里，洋溢着淡淡的离愁，但是更多的，却是对未来的憧憬。对于未来，很多同学都是激情四射，跃跃欲试。
上课了，跟往常一样，卡瓦洛教授微笑着走进了教室。他问大家：“你们今后有什么打算？”
一个叫汤姆的同学说：“我想开一家全城最大的计算机培训中心。”
卡瓦洛教授颔首微笑面露赞赏：“你理想远大！”
另一个叫格林的同学也站起来说：“我想开一家全城最大的计算机零售店。”
卡瓦洛教授听了，满怀忧思地一声轻叹：“你欲望太重！”
格林听了一脸诧异。不仅是格林，几乎每一位同学都十分不解，卡瓦洛教授对两位同学的评价相差也太悬殊了吧！
格林不服气地问：“您偏心！我的打算不是和汤姆差不多吗？我的怎么就成了‘欲望’？”
一阵风来，卡瓦洛教授满头银丝目光平和。卡瓦洛教授反问道：“等你的计算机零售店开成功后，你会做些什么？”
“我会开一些连锁店，把连锁店开遍全城。”
“然后呢？”
“把连锁店开遍纽约州．．．．．．”
“好了，你来听听汤姆的想法吧。”卡瓦洛教授轻轻挥手，打断了格林的话，他慈眉善目地看着汤姆问：“等你的计算机培训中心开成功后，你会做些什么呢？”
汤姆目光清澈面容俊朗：“我会娶一位美丽智慧的女子为妻，闲暇时出去旅游，好好享受生活。”
“然后呢？”
“然后．．．．．．生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吧。”汤姆斯文幸福地笑着，露出细细洁白的牙齿。
一缕流云从窗前飘过。卡瓦洛教授满怀期望地看着格林：“现在你明白了吗？”
格林默默无语，似有所悟。
向晚的阳光斑驳而美丽，远山外，是如画的一抹夕阳。卡瓦洛教授的语调深沉而舒缓地总结说：“你们要记住，所有的理想都要有一个度，否则，就成了欲望！”
是啊，人生有涯，而物欲无穷，真正的理想就该有所追求，更有所节制！这一节课，烙印一般深深地刻在了李彦宏的脑海里，明灯一样，照耀着着李彦宏的人生道路。
摘自：《讲述》七期、《格言》2010.8.下
2010七月21
草根和美式互联网：谁是中国的未来
申音|文
我有两个朋友。
W猫在北京中关村。他从小就是个脑袋大眼睛发亮的天才少年，数理化成绩很好，逻辑思维超强，英文和中文一般流利。在首都某著名大学毕业后，W直接去美国名校拿了硕士学位，接着回国创业。我一直觉得，他是硅谷Geek们的中国版。诸如iPad之类的新技术玩意，我总能第一时间从他那儿找到。他也是国内把玩Facebook、Groupon、Foursquare的人。啥叫互联网的未来，W做的网站就代表互联网的未来。
L的公司在上海，大半时间跑广东。他是华南某所不太知名的大学毕业的，小眼睛质朴男，多年以前还是个文学青年。哥们做手机网游的，我见他使过好几款手机，但最贵的一个也不过一千多块钱。比起什么Web2.0、移动互联网的概念，他更关心珠三角的几千万农民工和城市边缘的大学生“蚁族”。怎么关心？在东莞的夜宵摊上跟他们拼啤酒，在富士康厂区外网吧里刷夜，跟靠做他们生意开上宝马的便利店老板扯淡……
W比L拥有更多的掌声和名声。但遗憾的是，他做了好几个连投资人都觉得很酷的网站，却始终没有挣到大钱。原因不外如下：要么是起个大早，却被一大堆抄近道的同行给围追堵截；要么因为资金接济不上，只能让一个更有资源实力的大公司直接吃掉，还有的不知道触了哪根高压线被主管部门直接暂停。
L的生意是实实在在每天都能数着钱的，但他并不想告诉人家他挣到钱。说了也没人信，几十万月薪不到2000的打工仔拿着300块钱买的山寨机玩L公司做的游戏，每月给他贡献过百元的ARPU值，换句话说，他们收入的十来分之一都心甘情愿地送给L了。我有时也想不通，W针对的客户明明是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中最有消费能力的精英。为什么他们舍得花钱买最贵的手机，换最新的笔记本电脑，下最好的馆子，在网上却什么都要免费。
圈里公认，只要是W做的事情必定引来围观。同行也好，媒体人也罢，口口相传，网站流量和用户量几乎是直线上涨。但过了没多久就停止上升势头，跟中老年同志的心脏一样来回振荡。我也问过L，他的草根用户没几个有电脑，更谈不上3G，究竟是怎么发掘的？L笑笑说，网吧都不是最有效的渠道。厂区周边有便利店，工人一下班就聚到那儿。老板提供电脑，里面装了各种手机用的游戏、MP3、电影，再备一本类似早年K歌房里的“点歌簿”。
不用上网，拿根USB数据线，想要什么下什么。还有更方便的，用手推车直接送到宿舍门口。有次跟L吃饭，他问我：如果一款游戏要打入富士康工人市场，请哪位代言人合适？我先猜周杰伦，摇头；又猜春哥也不对；怒了，决定猜当红的凤娇，还是被鄙视！正确答案是凤凰传奇，有百度歌手榜单为证。备选是慕容晓晓。完全超出我知识范围，还好我没猜韩寒。
过去W单纯地以为凭技术就能改变社会，现在他知道你可以不过问政治，但政治会来过问你。要让一个海归精英学会怎么跑门子疏通关系确实有点让人害臊。L曾经愤青过，但如今很务实，好的商人都知道怎么看《新闻联播》。他关心运营商的人事变动和扫黄整顿，还搞过几次工友联谊会，虽然目的是为了推广他的游戏。前段富士康工人“12连跳”，他很严肃地跟我说，这事他们有责任。L讲，那些一想不开就跳楼的年轻人正是他的衣食父母。一部手机通常就是这些工人唯一的娱乐设备，与厂外世界交流的唯一媒介。
他们有责任让工人们更快乐。
我所认识的投资人都对W评价很高，但却更爽快给L投钱。因为他们的心里也明镜似的：在中国，做精英的只能赚吆喝，做草根的才能赚着钱。腾讯、百度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嘛。上海那位梳分头打摩丝的笑星说过一句经典：我是喝咖啡的，北方那两位是吃大蒜的。咖啡是舶来品，感觉很洋气，吃大蒜却有益身心。今年炒大蒜的都挣了很多钱，没听说谁倒腾咖啡挣了钱。中国的互联网好像也是一样？我曾经突发奇想，如果把W和L对调位置，情况会不一样吗？他们会更理解各自商业的长短吗？后来想想似乎不太可能。
W所追求的其实是“美式的互联网”。在美国，信息革命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从1950后到1990后都是“数字化的一代”，之间并没有太大的“数字鸿沟”，他们的生意与生活，工作与娱乐都与互联网分不开。这也是为什么80后的扎克伯格能够和50后的乔布斯、60后的贝索斯、70后的佩奇同台竞技的原因。同时，美国的社会结构是一颗“橄榄”，没有那么大的贫富差距、地区差异、城乡之别，所以，美国的互联网是“全民的互联网”。
但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原本我们以为它会是一座“金字塔”，但越来越变成一颗“图钉”。W和L一个站在削尖的头上，一个站在遥远的钉帽上。中国没有一个所谓“全民的互联网”，中国的互联网是人为割裂的。它既存在于精英的Think笔记本上，也存在于草根的MTK山寨机中。我们的精英也许和美国同步，草根却与越南同步。
事实上，中国的“数字化一代”只存在大城市、几千万中产阶级中。剩下的几亿中国互联网用户归根结底都只是QQ用户。互联网改变不了这个现状，能改变它的也许需要更宏大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我相信，L看穿了所谓“中国的互联网”的本质。太多的企业在追逐宠坏其实有限的一群客户。相反，有一大批“数字化贫民”却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沉醉于廉价的虚拟娱乐中。L的商业很符合中国国情，但能走出国门吗？
按照柏拉图的“洞穴”理论，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就呆在自己挖的一个洞穴里，我们所见的世界只不过是被阳光抛到洞穴墙壁上的影像，而我们这些洞穴的居民却把它当作是真实的世界，因为我们没有见到过其他的东西。而真实的世界却是在洞穴之外，在有太阳的地方。不管看这份报纸的各位精英们是否承认，我们和某些人 —一群数量比我们大得多的人(中国的农民工、刚毕业的大学生等等，大概3亿人)，完全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如果能关注那一群人，还会有很多机会。但很有可能，我们永远都走不出自己呆的洞穴。
2010七月21
得到
一样东西，如果你太想要，就会把它看得很大，甚至大到成了整个世界，占据了你的全部心思。我的劝告是，最后无论你是否如愿以偿，都要及时从中跳出来，如实地看清它在整个世界中的真实位置，亦即它在无限时空中的微不足道。这样，你得到了不会忘乎所以，没有得到也不会痛不欲生。
2010七月21
处事原则
处事原则：急事，慢慢地说；大事，清楚地说；小事，幽默地说；没把握的事，谨慎地说；没发生的事，不要胡说；做不到的事，别乱说；伤害人的事，不能说；讨厌的事，对事不对人的说；开心的事，看场合说；伤心的事，不要见人就说；别人的事，小心的说；自己的事，听听自己的心怎么说。
2010七月20
一个人必须具备的品质
一个人必须具备的品质：正直，诚信，勤奋。正直是不畏强势，敢做敢为，能够坚持正途，勇于承认错误。但正直不等于善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诚信是立人之本，待人之道，创业之基础。但诚信不等于老实，人太老实就不能成事；勤奋是有选择有方法努力学习和工作。但勤奋不等于没有思考的勤劳。
2010七月16
一场火灾改变美国
三角工厂的事件后来被写进美国高中历史教材中，成为美国现代主流价值观的一部分：生命的价值重于财富。
刘戈｜文
当我们梳理历史的时候，哪些事件会成为历史的里程碑或者分水岭呢？有些时候是一场战争，有些时候是一个会议，有些时候是一份宣言，有些时候是一个科学发现，有些时候是一场——灾难。
在纽约这座以众多摩天大楼拼接起来的城市中，有两次巨大灾难改变了美国的历史。一次是2001年的“9·11”，美国世贸中心双子塔被恐怖分子袭击起火倒塌，一次是1911年3月25日的华盛顿广场大楼起火。两次灾难发生的时间正好相差90年。
在纽约曼哈顿南部百老汇大街和第六大道之间，有一片长方形的绿地，名叫华盛顿广场。广场边上有一栋十层高的大楼，现在属于纽约大学。一百年前，每天也会有很多年轻的女孩走过窄窄的街道，进入这座大楼，不过她们不是去上课，而是去一家叫做三角内衣厂的工厂里做工。这家内衣厂位于这幢大楼最上面的三层——第八层、第九层和第十层。
1911年3月26日《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的标题特别的长，有24个单词：“141名男女工人死于内衣厂大火；被困华盛顿广场大楼高层；街上尸横遍地；楼内堆尸如山”。标题的下面是这样一段导语：“位于格林尼街与华盛顿广场拐角处的十层大楼中有三层昨天焚毁。大火中141名年轻的男女工人——其中至少125个姑娘——被烧死或者在跳到楼下的人行道上时摔死”。
这场发生在人们的眼前，被众多纽约人目击的大火唤醒了纽约的良心，也震动了全美国，并且引发了后来一连串社会改革。尽管罗斯福在20年后才上台，可是罗斯福政府的劳工部长后来说，1911年3月25日，“新政从这一天就已经开始了”。
三角内衣厂的这场大火被称为“改变了美国的大火灾”。
“现在躺在陈尸房等人去凭一颗牙齿或者一只烧焦的鞋子辨认的受害者中，大多数是16到23岁的姑娘。她们是三角内衣公司雇来缝制女用衬衫的。这些姑娘中大多数不会说英语。几乎所有人都是她们辛苦劳作的的家庭中主要的经济来源。”《纽约时报》的报道这样描述死者的共同特征——对，她们是从落后地区来到发达地区打工的“外来妹”。和上世纪80年代起从内地到广东等沿海地区打工的“外来妹”不同的是，她们来自外国。她们从波兰、意大利、爱尔兰、俄国等地漂洋过海来到纽约，寻找自己的美国梦。她们大多还没有拿到美国“户口”，年纪最小的只有14岁。
“4：40，大火爆发了，有些人跑下楼梯，幸免于难，但一两分钟之后，这条通道就被火封死了。姑娘们冲到窗口，然后开始往下跳。人群中人们叫喊着不要跳，她们跳了，穿透破碎的玻璃坠落，在人行道上相互挤压致死。至于没有跳的，就更不必说了——有的尸体只是一堆灰烬”。《纽约时报》这样描述当时惨状。
我在网上查阅资料的时候，从一名网名“江月”的博客上看到了更为细节的描写。这些细节来自一本近年出版名为《三角工厂——改变美国的一场火灾》的纪实作品。
“没人知道火是怎样烧起来的。8楼车间里有很多张木制的大裁剪桌，桌上堆着布匹，地上到处是碎布头。借着满地的易燃物，火势迅速蔓延，火舌从一张桌子跳到另一张桌子，很快吞没了8楼，又窜到9 楼。浓烟弥漫，几百名女工在呛人的浓烟和烈火中惊惶地乱跑，哭喊声，惨叫声，玻璃碎裂声，响成一片。”
“一群女工设法逃到防火梯上，试图通过防火梯逃生。但是，年久失修的逃生梯已经严重锈损，在姑娘们的重量下，防火梯轰然断裂，女工们惨叫着，从高楼上跌落。”
“大楼下面的人们绝望地看着着火的楼层，无法救助。顷刻，浓烟滚滚的窗口上，出现几个姑娘的脸。她们爬上窗台，站在高高的窗台上，她们的背后是地狱般的烈火，火舌向她们逼近，舔向她们的头发和衣裙。浓烟中，人们看不清她们的脸，也看不见她们脸上绝望的表情。然而，熊熊烈火把她们的身影烙进了美国历史之中。”
“在无数双焦急、痛苦、绝望的眼睛注视下，姑娘们如同一只只火鸟，裙裾上带着火焰，从24米的高楼上纵身跃下，落到坚硬的人行道上，她们的四肢舒展开来，像一只只从高空掉下来的布娃娃，鲜血从她们破碎的身体里喷涌而出。接着，又一个女工从楼上跳下，鲜血四溅。又一个，又一个…… ”
“楼下，人们张开被单、毯子、被子，试图接住跳下来的女工们。但是，被子毛毯承受不住冲击力，高楼上跳下的身体穿过被单毛毯，沉重地摔在人行道上。地上四散着年轻姑娘们的尸体，鲜血染红了街道。水龙带里的水喷射到火场，又从空中落到地上，汇入地上的鲜血，淌入下水道。……”
在阅读和引述这些极富画面感的文字的时候，我的泪水不断地涌出眼眶。
那一天正好是星期六，发薪的日子，姑娘们已经换下工装，穿上了自己的漂亮衣服，排队领工资，接下来是劳累一周盼来的一个难得的周末，惨剧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1911年3月25日，她们的鲜血流在街头，她们扭曲的身体躺在曼哈顿下东区的街道上。与此同时，她们制作的时髦漂亮的女式衬衣，挂在只隔一个街区的第五大道的时装店里，向世人展示着美丽。而美丽背后的悲惨现实，却需要她们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来展示。
就在一年前，在纽约的几百家血汗工厂工作的工人们曾经举行过声势浩大的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工作条件。三角工厂的女工们也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她们特别要求改善工厂的防火设施，但罢工以失败告终。由于生活所迫，姑娘们不得不回到她们已经意识到随时会发生火灾的工厂。
就在几个月前，纽约市消防局长克罗克在纽约州议会作证说，消防队救生梯只能达到7层楼的高度，而在纽约市，成千上万的人在7层以上的楼层上工作，一旦发生大火，这些人将无处逃生。事后，他痛苦地控诉道，企业主协会召集会议阻碍了要求他们加强防火措施动议的通过。
4月5日，一个阴沉的下午，12万工人组成了一条长长的，沉默的河流，河流载着锥心之痛，从曼哈顿的心脏淌过。那是一场沉默的游行，除了哭泣，没有口号。
在此之前，纽约人并不关心这些近在咫尺的血汗工厂里工人们的境遇。但这次灾难唤醒了纽约人的良知。“我低下自己的头，对自己说，我是有责任的。是的，这个城市的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是有责任的。”一位学者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人们的负罪感最终落实为一步步的具体措施。
纽约建立了有25个成员的“改进工作场所安全委员会”。委员会头一年就在纽约视察了1836个工作场所，听取了222个人的相关证言。这个委员会的第一个4年任期，是大家公认的“工厂立法修法的黄金时期”。《劳动法》就是在这一时期通过的。
三角公司火灾惨案成为立法的依据。《劳动法》规定，工作场所每3个月就必须进行一次防火训练。1912年，立法规定，在7层以上超过200名工作人员的楼层，必须安装自动防火喷淋系统。而在任何一个超过两层、雇员超过25名的工作场所，都必须安装自动报警系统。
根据委员会的建议，到1914年，纽约州共通过了34项改善工人工作条件和劳动安全的法律。这些法律的通过，被看做是“进步时代”最重要的成果。
斗转星移，20世纪80年代，制造业开始向中国转移。1993年11月19日，深圳葵涌镇的致丽玩具厂发生了一起类似的火灾，87名女工因为工厂紧锁大门、窗户封闭而无法逃脱，葬身火海。多年之后，香港一些公益组织通过多年艰苦的努力终于从贴牌的意大利公司那里要到了几十万美元的赔偿金，到现在却因为当地不配合，找不到所有遇难者的名单和家属的联系方式。而这场仅仅过去十几年的惨剧已经在公众的视野中消失多年。
在目睹火灾的人群中有一位名叫弗朗西丝·帕金斯的年轻女孩。1961年3月25日，三角女式衬衣工厂大火灾50年纪念日。一群老妇来到当年她们从烈火中逃生的大楼前，悼念死于那场大火的姐妹们。当年的那个小女孩，已经成为美国劳工部长——美国政府内阁中第一个女性。在纪念仪式上，弗朗西丝·帕金斯回忆了那场大火如何唤醒了美国的良心，也埋下了她心中为改变劳工命运和捍卫女性权利而奋斗的种子。
2001年2月15日，三角女式衬衣工厂大火的最后一位幸存者，罗丝·弗雷曼女士去世，享年107岁。美国各大媒体报道了她去世的消息。
2001年3月14日，纽约市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反血汗工厂提案。根据这项提案，政府不得用纳税人的钱来购买血汗工厂的产品，诸如警察和消防队员的制服等等。朱利安尼市长否决了这项提案，但市议会又以44：4的压倒性多数废除了市长的否决。
三角工厂的事件后来被写进美国高中历史教材中，成为美国现代主流价值观的一部分：生命的价值重于财富。
（原载：商业杂志）
2010七月16
“北侧”向北侧修跑道
文 阿忆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是英国政治学家洛克17世纪留下的一句物权格言。意思是，一处私宅，即使破到挡不住风，蔽不了雨，政丶府仍不能轻举妄动。这是私宅权利在西方世界的明灯，所有公权不得凌驾其上，相反必须避让。2009年1月，我要去洛杉矶，中途在东京成田机场转机，一落一起间，舷窗外的美丽我并不在意，我在努力辨认哪里是2号跑道南端，想一睹举世闻名的7家钉子户。他们在这盏明灯的照耀下，依然拥有自己的土地和住宅。
成田机场，是日本第一重要的国际机场，却只有1条半跑道。
60年代，日本政丶府的计划是修3条跑道——1号跑道4000米，2号跑道2500米，3号跑道3200米——但修好第1条跑道用去了12年！
由于计划用地上的农民拒绝搬迁，政丶府忍气吞声，先是换了个地方建机场，但这里的农民还是拒绝出让土地。拖到1971年，日本政丶府铤而走险，建设有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搞出个类似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那样的反动玩意，大举强拆。政丶府只要蛮干，效率肯定成倍提高，这是一个规律，于是1号跑道在1978年建成了。死了13条人命，其中5条命是警察的，没人自丶焚。
日本这个国家，挺讲脸面，真把人民抗议和国际舆论当回事。2号跑道和3号跑道上的农民不搬家，两条跑道就一直没建。90年代，日本政丶府一边自责，承诺在任何情况下，不使用武力去解决暴力抗法，一边耐心细致地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劝农民们回到谈判桌旁，协商解决2号跑道的用地分歧。
日本很焦急，因为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要在日韩举行，这是世界杯第1次在欧美以外举行，也是第1次由两个国家联合举办，不能让白人看黄人的笑话，也不能让韩国人看日本人的笑话，所以日本政丶府发誓，一定要在2002年之前修出第2条跑道！在咱中国，为了北京奥运会，拆什么都有道理。但在日本，即使是世界杯，让世代在计划用地上居住的老百姓搬家让道，没有法律依据。这里的农民故土难离，要么土地属于我，要么我自丶焚，谈判僵持了3年。日本政丶府没办法，大赛迫在眉睫，只好把跑道北移800米，避开7个钉子户，建一条2018米长的临时跑道。因为地理屏障，跑道不足2500米的计划长度，世界杯应付过去了，但远程大型客机无法在此起降，只能伺候短程中小飞机。
2005年1月，日本政丶府觉得这样不行，还是得恢复谈判，求得2号跑道南端7家钉子户的谅解，使跑道完成设计长度。但谈来谈去，7家农民较劲，拒绝任何妥协。国土交通大臣北侧一雄，看状况无可扭转，最终宣布，钉子户不同意卖地拆迁，第2号跑道只能克服困难，继续向北侧延展，所以不再谈判了。
日本记者一听就笑了，做了个很机巧的新闻标题——“北侧让2号跑道向北侧延展”——如果不出意外，成田机场2号跑道将在2010年建成。
至于3号跑道，日本政丶府早已放弃，仅两条跑道就折腾了44年。
现在，日本人终于想通了，与其费这么大财力去拆迁，不如填海造地，不一定多花钱，还省得去麻烦农民。于是，关西国际机场，建在了填海新地。
有人一定会问，保护极少数人的利益，不会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吗！这种问法，没有考虑“谁的权利在先”，只把受益人的数量放在首位，以多数人未来权利的名义，剥夺公民的现实权利，貌似是一种共同责任理想，其实是强盗逻辑。是大家一起当强盗，打劫几个手拿果实的人，丢给他们一点点施舍。
起落成田机场，不必感叹那些美丽的森林和水溏，还是想想司法文明为好。野蛮，常常会畅通无阻。文明，往往伴随着阻滞。要效率，还是要公正，这不是一个需要思考才能回答的问题。飞离成田机场时，已是傍晚，再晚，就不能起飞了。按照协议，成田机场不提供夜间起降服务，以免影响7家钉子户的正常休息。
（摘自：读者.201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