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签 ‘权利’
20108 月11

把权力关进笼子

  要做到权力制衡,最重要的不是民主,而是“共和”。共和制是这个世界上最普遍的制度,不论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还是宗教神权国家,很多国家都实行共和制度,有些君主王国实行的也是“虚君共和”制度。共和制度最能实现对政府的监督和制衡,做到把权力关进笼子。

  那么,什么是共和制度?它跟民主的联系与区别又是什么?为了能够全面了解共和的本质,让我们从200多年前的法国、英国、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说起。
  
  法国:缺乏监督的民主也是暴政

  法国大革命是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大革命,它对民主、自由思想的启蒙至今仍在影响着人类。然而,法国大革命也是一场极为狂暴的大革命。在革命斗争最激烈的1791-1794年,3年间被送上断头台的法国人高达六七万,在高峰期,仅巴黎一地,被送上断头台的人平均每周达196人,杀人最多时每天达50人。在这血腥时期,仅巴黎著名的职业刽子手夏尔·桑松一人,就马不停蹄地砍死了3000多人。

  这么残忍、血腥的大屠杀是以什么名义进行的呢?是以人民的名义。法国大革命是一场人民起来对抗君主专制的暴力革命,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奋起攻打巴士底狱,君王路易十六在法国的统治彻底崩溃。

  然而,暴烈的革命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了。革命者以人民的名义,把路易十六、旧式贵族、教士、叛乱分子一一送上断头台。接着革命的风暴刮到了革命队伍内部,人民开始杀戮人民了,攻占巴士底狱的发动者德穆兰被杀,革命领袖丹东、罗兰夫人等一个个相继被杀,最后,连大革命时期最重要的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也被推上断头台。

  在这种不受约束的人民主权的威胁之下,没有人可以幸免,只要与多数者(或当政者)持有不同意见,就是人民的敌人,随时可能惨遭屠杀。在那个酷烈的革命时期,巴黎的断头台似乎格外的忙碌,每天都有被革命法庭宣判死刑的反(敏感)革命叛国者被送上断头台。革命法庭只要一经宣判就不得上诉,被告失去了一切权利,像一只羔羊一样任人宰割。

  人民大众一旦被动员起来,冲上**舞台,就再也停不下来了。由于“人民”是道德的化身,人民意志等于道德良心,等于正义,人民专制就是顺理成章。结果就演变成这样一个结论:群众说什么是什么,群众要怎么干,那就随他去。

  一天,一群市民在大街上撞见罗伯斯庇尔,他们觉得革命中“流的几滴血没有把人民的脸蛋染红”,吵吵嚷嚷为了建立新道德社会要继续革命,继续杀人。罗伯斯庇尔劝阻他们,要他们遵守法律。

  “法律是什么?”市民们问。

  “法律就是人民的意志。”罗伯斯庇尔回答说。

  “我们就是人民,我们不要什么法律,所以我们的这种意志就是法律。”市民回答说。

  当丹东以“乱党”“叛国”的罪名被送上断头台,本来有机会逃走的丹东在断头台上对刽子手大声吼道:“把我的头拿去给人民看吧,他是值得一看的!”

  然而,人民看得太多了!很多年以后,法国一位思想家深有感触的指出:人们所拥有的感觉是如此迟钝,以至于对这样的场面最后见怪不怪,不以为然了。那时候,母亲带着他们的孩子去看刽子手行刑,就像今天他们带孩子去看木偶戏一样。
  
  英国:要的就是妥协与制衡

  人类的政治行为和决策,无论多么高尚、多么有价值,若没有适当的制度制约,跨越了其应有的边界,都会走向其反面,带来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

  因此,对权力进行制约就成了现代民主国家的一项基本原则,这种权力制衡的方法就是共和:当冲突各方针锋相对时,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不是互相恶斗,而是互相协商、彼此妥协,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从而达到和平的目的。

  “共和”一词最早出现于西周,据《史记·周本纪》记载:西周厉王暴虐无道、骄横放纵。公元前841年,百姓造反,厉王逃跑,后由召公、周公二相共同执政,故号“共和”。这里的“共和”已经反映出分享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共)、共同协商(和)的古老理想了。共和的理想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德政、仁政、王道有相通之处。

  在西方,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有共和制度的出现,那是古典共和时期。现代共和实行得最早、最成功的是英国。英国的全称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一个王国为何率先走上了共和之路?这里的奥秘就在于,英国人遇到君王的恶政时,不是起义推翻国王,用“彼可取而代之”的激进方式改造社会,而是与国王谈判、妥协,通过渐进、稳健的社会改革,推进社会的进步。

  让我们来看看英国逐步走向共和的历史。在13世纪初,英国各种社会危机不断爆发,社会矛盾激化。1215年,一些大贵族以英国国王约翰未能保护封臣和王国的利益为由,联合社会其他力量发动大规模叛乱并取得了胜利。然而胜利之后的贵族们并没有废掉国王另立新君,而是一起跑到伦敦,逼着国王签署了他们起草的一个文件,这就是后世著名的《大宪章》。

  那时候欧洲还没有印刷术,《大宪章》就写在羊皮纸上,总共没有多少字。国王约翰展开那卷羊皮纸,大概游览一下,只见上面写着:“国王在没有征得贵族同意时,不可随意收取赋税,也不能任意向臣民勒索财款……”

  这对英国国王约翰来说,是一种失败,一种独裁式王权的失败。更丢人的是,这还是在下属“——各路诸候起兵声讨下被迫黍订的。约翰这个气呀!就在贵族离开伦敦各自返回封地之后,约翰立即宣布废弃《大宪章》,随后英国即陷入内战。内战正酣时,约翰病死了。《大宪章》几经删改后,终于成为英国永久的法律条文。《大宪章》通过法律条文的形式,确立了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权利义务,规定君主与人民要互相尊重对方的权利,但谁也不准“越位”,以避免社会陷入一种急剧动乱。国王还在那儿,没有被罢黜,更没有被推上断头台,但国王的权力被限制,再也不能为所欲为了。

  当然,这条共和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到了17世纪,由于英国国王不愿让议会碍手碍脚,经常和议会发生较大规模的摩擦。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反复冲突,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才最终得以确立,成功地实现了君主制与宪政的调和,避免了法国式大革命的代价。有了良好稳定的政治制度,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端,奠定了其执世界牛耳长达百年的基础。
  
  “共和”之路并不平坦

  在美国历史上,也曾有过多次宪政危机,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就是“水门事件”。

  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和50年代美苏冷战以来,美国行政部门的权力急剧膨胀,致使国家权力不断向总统集中。到了尼克松执政期间,他大权独揽、专横跋扈,被人形容为“帝王总统”。

  1972年总统大选,尼克松作为共和党候选人,为了连任成功,竟然派了5个人闯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当场被捕。

  在随后对这一案件的深入调查中,尼克松政府里的许多人被陆续揭发出来,并直接涉及尼克松本人,从而引发了严重的宪法危机。尼克松为了罢免要求他交出证据的特别检察官,迫使拒绝解除特别检察官职务的司法部长辞职,司法次长继任司法部长后,又因为拒绝罢免这位特别检察官而辞职,最后司法部的三号人物才答应罢免特别检察官。尼克松更动员FBI封锁特别检察官及司法部长、次长的办公室,宣布废除特别联邦检察局,把此案的调查权收回司法部。

  这种现象引起了国会、新闻媒体和各界有识之士的不安和警觉。新闻媒体对“水门事件”的揭露,给立法、司法部门制衡总统和白宫幕僚的权势提供了千载良机。于是,国会和联邦最高法院联合起来,运用宪法遏制了尼克松日益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使“帝王总统”一蹶不振。

  “水门事件”虽然以美国宪政的胜利告终,但足以表明,对权力这头怪兽如果稍不留意,它就会疯狂吞噬社会。因此,为了保卫自由与权利,就要全力实行共和制度,把权力制约住。一位智者曾说过:“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也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权力的约束,实现了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梦想。”(作者:乐天)

20107 月11

中国:有钱人都是谁

时代周报6月25日讯

         中国在社会财富增长加速的同时,出现了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倾向。在日前召开的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上,中国财富的“集中度”正在受到政协常委和委员的热切关注。

  蔡继明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

“有钱人”是谁

  查阅了几组权威数据显示,中国财富的确在以全球最快的速度流入富人钱包。

  2007年5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

  2008年8月,美林集团与欧洲最大的咨询公司凯捷咨询在北京联合发布的《2008亚太财富报告》指出,截至2007年底,中国共有41.5万位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从财富平均拥有量来看,中国百万富翁人均掌握资产达510万美元,高于340万美元的亚太地区平均值。

  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在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在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

  而中国国内的一份报告,则清晰地表明了社会财富集中在什么人手上。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

不患寡而患不公

  3.8亿元一套的别墅,1.4亿元一架的游艇,4300万元一辆的汽车,1800万元一只的腕表,天价奢侈品纷纷登场。

  6月10日,《福布斯》中文版首次发布的“中国奢侈品市场调查”显示,当全球陷入经济衰退之际,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奢侈品品牌最看好的市场。6月22日,“中国第一豪宅”汤臣一品一天内卖出了5套,均价每平方米11万元。这并非个案。5月底,深圳华侨城推出的7套别墅一天全卖光,均价每平方米12万元。

在蔡继明看来,正是这种大部分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格局,导致了中国的畸形消费现象。

  目前,畸高的房价成为财富过度集中的一种典型体现。对中国的中产阶级有着深入研究的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教授表示:“高房价成为中国中产阶级成长的主要障碍。在中国,收入差距的拉大不仅伤害着底层的人民,也开始伤害中产阶级。”

  可以被划为中产阶级之列的副厅级干部、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在6月20日表示,“以目前的广州楼价,有七八成广州市民买不起房。”他还以自己为例说明,“广州很多房子价格超过2万元/平方米了。我是副厅级职称,每月工资8000多元,两个月工资也买不起一平方米的房子。”

  据资料显示,如今出现了中产塌陷的M型社会倾向,精英循环与精英结盟成为一种定型,其他阶层的发展空间不断遭到侵占。1994到2004年10年间,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生存环境恶化,全国有770万家个体户消失;相反,垄断行业占有了全民资源,垄断企业并无企业精神,它们只是权力的衍生品。

  难解权力魔咒

  《法国大革命讲稿》作者、19世纪英国知识界和政治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阿克顿爵士说过一句被后人广为引用的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当下的中国,改革的聚焦点,仍然是如何对过度集中的权力进行限制。

  “倘若不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就无法阻断这样的循环链条:社会不公平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必然地阻碍科教和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放缓,最后痛苦的承受者必然是底层百姓;老百姓的痛苦又会转化为对利益集团的痛恨,从而给社会的动荡埋下了伏笔。”一位分析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周晓虹说:“改革30年来,能够肯定的是,经济的总量确实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对资源的分配,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向好的方向发展”。邓小平曾言,如果改革造成了两极分化,那改革就是失败的。目前,解决贫富两极分化,在周晓虹看来困难重重:“讲白了就是要对权力进行限制,但是在目前格局下,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而且,30年中间我们看到,经济总量在越来越增加,权力对经济的掌控是越来越高,而不是越来越低。格局不改变的话,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而不是越来越轻。”